套套卢

图书馆前的书市因为快过年之故，差不多就要关了，所以趁着周末的好太阳再去溜一圈。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买到什么，也就过过眼瘾，像以前淘打口CD一样。 

虽然逗留了没多少时间，可也能找到一些“发厣”的东西，只要你有个轻松的态度就可以了。 

像这套《欢乐儿童》的民间剪纸，还有一套《古代仕女》。两套共12张25元，其实还可以便宜点的，但要急着赶路也就算了。品相还不错，时间估计有二十年以上，这种要的就是当时的那种气氛，有点像欧陆80年代迪士高回溯的那种味道。看看我们天真无邪、热烈欢迎的童年吧。

另外还有个用途就是留着可以做设计用，比如像这个——

这是德国的实验电子乐队Rechenzentrum 2001年在Kitty-Yo发行的《The John Peel Session》，John Peel是英国另类音乐教父，BBC（或许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节目主持人，2004年刚刚去世。你说Rechenzentrum的电子乐和中国剪纸有什么关系？但只要是小厂牌就可以“纵容”这样的随意了，so Small is easy。 

在唱片内页还这样用中文写到：

『中国南京剪纸介绍』——中国南京剪纸历史悠久，是优美的民间艺术品。剪技工整挺劲，疏密结合，造型简练生动，具有健康朴实的优美风格。在构图上多运用花中有花的处理手法，加以适当的夸张和变化，粗中有细，独具一格。前卫电子mix& match中国剪纸，太搞了。

好了，李剑鸿快出唱片吧，后面的六张都有了。

Rechenzentrum 在Wire杂志上的扮相，当时的Wire还是由Non-Format操刀的，你看得出吧。 

图书馆书市此后要到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才会重新开放。 

很久没有在户外行走了，下午终于乘着几日来一直都很好的阳光，小小地翻山越岭一下。博采懒人们没有活动的日子肯定比我要长，看来没有我还是不行的，当然还要搭上余一抹才能开和。

一到山上我就来劲，放虎归山么。今天这条路很好走，不好走的话Yno也就不肯上山了。每次我想走条岔路的时候，她总疑神疑鬼的，好像我要拐卖妇女一样，其实这一片我闭着眼都能下山。后来我们总结出一条规律：所谓的山间小道都是懒人们走出来的。

从玛瑙寺下到湖边的时候，已是日落西山。后来在巴士上随手抓了几张照，处处是景，我最喜欢西湖这种随意的静。

这两天最热闹的就是这老哥们了，在《南周》上说了整整两大版，又是《三联》的封面，我想采访记者只要把电池带足、再按一个Record键就可以了。话虽然讲得多了些，但看得很有趣，骂人当然要像他一样会骂。我觉得王朔好在一点不会像那群逼们谄媚，该说就说 不想说拉倒，别一天到晚在媒体那里装孙子。所以韩少会和老王惺惺相惜了，勇敢的人是不怕骂的。然后，此文尽可以视作中国文娱圈2006发展状况白皮书。

说实在的小说我读的很少，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唯一读了的就是王朔的四卷本。然后在青春期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变化，让我开始怀疑以前“正统”的生活及思维方式。后来我在想，他是不是从那时起就一直影响着我？

一个人如果缺乏自我批判和戏谑的精神的话，他是真正软弱的，无论他外表看上去多么强大。

节选《王朔说说说》：

……当年我们做陆毅，我们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还是每月发他工资，500元。你要保障别人生活……过去老鸨对妓女也不是这样，你要把他当成摇钱树慢慢栽培，哪能上来就剥削，不然就弄死你。想出名挣钱，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要利用对人家合理的方式来搞啊……艺人又像旧社会，沦为有钱人的玩物、戏子。北京有很多淫媒，学院扩招，以前一个班就是10多个女生，现在300多个。孩子出来哪有戏演？就是到夜店。好点的组织party自己认识，不好的就是直接出台了

……我认为没有潜规则，或者说不是重要的。首先是有没有能力上戏，我认为张钰就是这样，她没有能力上戏，她觉得你们上了戏的都是不正当上的，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你能跟所有导演睡觉吗？我知道过去有个女演员跟所有导演都睡觉，最后这个女演员什么戏都上不了，所有导演的老婆都反对她。名声还是相对重要的……

……电影好玩啊，美女如云，来钱比小说容易，它是一帮人攒的事儿，写小说一个人在屋里，白天黑夜长年累月，很艰苦，电影一帮人在那儿聊事儿，完了有人记录，每只手都有人在干，预算大，年轻时候谁不虚荣啊。
　　电视剧是土业，冯小刚同志为什么爱干电影？电视剧多土啊，一帮傻冒似的，谁不往高走啊？拍电视剧怎么能出国啊。咱们不是憋着要出国，当国际名人吗？那你当然要拍电影了。……

……一个人欺下必定媚上，我不欺下，我有时候抗上……我做不到，我做公司没法解雇人。我觉得可怜的人，软弱的人，已经很惨了，你再踹他一脚，这算干吗啊？这叫严重不公平，这是我骨子里来的，你不能欺负没名的，不能欺负穷人。你搞有名的啊，他底细你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北海滑冰的时候，一个人要立万儿，就要打最大的。你打街边儿的人，没人知道啊。当然这也叫炒作。我觉得抗上不能说是美德，但是比欺下好一点，你一定要欺负人，你要欺负就欺负比你强的人。

说　张艺谋——

……我过去说张艺谋是臭大粪其实很不应该。”
　　我郑重建议张艺谋同志当广电部副部长。主管电影，他会是一个好局长，真的。张艺谋有这个大格局，电影局从来都是专业人来干的。或者说当广电部副部长，张艺谋太好了，奥运会总导演干完，干四年广电部副部长，一定带出一个硬邦邦的国家电影，他对国际电影节又熟，他的功底又好。他当了部长，他跟贾樟柯这些问题就全解决了。我不信贾樟柯敢跟行政力量对抗。张伟平也不用冒充恶势力。您公平分配资源，四年拍一部戏，可以了吧？您60岁的人了，不要那么年年拼命了。
　　我真的认为张艺谋是个有抱负的人，时运不济，没有当成秦始皇，你可以在广电内部当一下嘛，搞一下万里长城嘛。张艺谋的剧组原来是最民主的了，最有战斗力的剧组，他能集中最优秀的人，他有这个能力，他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冲各种电影节，一定能打开一个局面。
　　我跟他过去是朋友，虽然后来大家各走各的路，但我确实觉得，国家要搞形象工程，要搞面貌工程。我送张艺谋同志装修大师(的封号)，绝对没有贬义，他确实能把你破破烂烂的东西装裱得金碧辉煌。你看那个歌剧《图兰朵》，装修得多好啊，什么东西都能装修得好。他是摄影出身，造型感特别强，塑造大国形象非常好。张艺谋大师原创力不够，但是匠心独具，巨匠，当得起。张艺谋是个巨匠，在我中华复兴，大国崛起，需要这么个文化巨匠在这里头，勤勤恳恳给你铺张门面，咱中国人不是好面子吗？至少让他们知道中国是有一套，不然外国人觉得我们特土，整天大红大绿的。那是我们满族地主型，你看你们明朝汉族人都是玩的水墨画，素气的，你别让我们满族给晃张啊。
　　张艺谋是第一个买我剧本的人，我过去说他臭大粪其实很不应该，我的做法有愧于他，他对我说实在的是很好的。他是帮了我一大忙……

……现在开始，你就去当部长去，把中国电影的结构、规模好好搞好了，然后琢磨琢磨，他最终能拍一部牛逼的电影。既不是黑泽明，也不是别的，就是他张氏的。我觉得他风风火火的，从1988年到现在，都20年了，可以歇会儿了，世界你也跑遍了，虚荣你也尝尽了，可以荫庇后人了，可以静下心来做个自己的作品了。你跟他们争什么啊，你60的人，跟20的人怎么争啊？你跟《疯狂的石头》怎么争啊。他怕这个声望下去，而且他是一个陕西人，很倔，你越说我不好，我越做给你看，你一年大家都骂你，你要扛着，你逆流而上。你的名声，一年不动、两年不动、三年不动，你照样还是你啊。
　　“红高粱”是那三样占齐了，“秋菊”也是那样，当然那是电影厂得到钱了。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他现在这样拍这些“黄金甲”这些烂货来捞钱，裱糊得富丽堂皇，其实是反动的电影。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常机制，他不必这样为了挣钱出此下策。

……陈凯歌 有些不爷们，你要想捞钱你自己出来捞，让陈红一个小女人当什么恶人啊。大家爱钱，也别爱成这样啊。陈凯歌这是英雄气短。
　　
……我不爱看武侠，武侠多可笑啊，海湾战争都什么样儿了，你们还来这套呢！而且假的嘛，什么刀枪不入、飞来飞去呢。
　　我认为他严重政治不正确。张艺谋不是这么一人，他是80年代出来的人啊，不应该啊，这就是跟政府勾结搞市场的结果。你就得歌颂权力啊，我才垄断市场让你出。

说　80后——

……我没有多赞赏韩寒，没看过他作品，我觉得他不是孤芳自赏的态度，不像郭敬明一样说我又有钱又有名，你有什么钱啊？别可笑了，你印书印100万册能有多少钱啊，别假装有钱了，有什么名，骚名有什么了不起。韩寒老实说作品也不行，整个80后没有立得住的作品，都别吹牛逼了，少年意气写些东西。当然中国近现代包括当代，文学作品成绩不高，80后还赶不上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影响力。靠打群架没戏。群架你总要打完吧，你总要看作品吧。
　　老一代作家30年代净打架了，鲁迅同志多好一个人啊，净打架了。最后还是没东西，杂文而已。别代代都这样，净出作家不出作品。
　　我没说韩寒像我，谁那么好意思啊。这是别人安我脑袋上的，当然现在都是谄媚大众，韩寒至少没有谄媚大众。他跟白烨的争执我当然认为是白烨自作多情惹的祸，他批判那些人我认为批判得有道理，作协系统早就成自我服务的东西了，完了你让作协承认自己的东西，不是瞎搞吗？自取其辱。
　　经济独立的人能讲硬气话，体制内的人你不要讲硬气话，你们讲不起，你们还要到那里领工资呢，你们还要偏着口。经济独立，钱该挣的，但挣钱不是全部，交配也不是全部，那就是青春期的事，会过去的。我这个岁数可以讲这个话了，有人没年轻过，没人没老过，您呢旺盛的性欲都会过去的。那不是全部。就这点事呗，交配反正你们写得也挺像的，把女的都写得跟傻瓜似的。完全不懂，不了解女性。

……我有了女儿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这个很重要，我们是真不知道爱，所以我真惭愧我写那些爱情小说，我40岁前没爱过人。我女儿生出来，感觉太奇怪了。心里想一个人，惦记一个人，为她流眼泪，在我来说没有过，女的再好看也就一个女的。打一炮就完了，大家都一样，你爱走不走。真的跟那电视剧一个操性，你觉得好，你有本事你就走。你看我小时候从来不写爱情，不真实。有了女儿才知道牵肠挂肚，心疼到家了。

说　余秋雨——

排行榜第一是余秋雨？那不是正中余秋雨下怀吗？余秋雨不是一直想变成高贵的人吗？高贵的才子，就差当唐伯虎。余秋雨演名人真是演得太累了，真替他累。余秋雨就是心力交瘁，这老哥哥。他们的书我都看过，余秋雨也就最早两部好，发轫的好，后来就不行了。这些年你看我没写什么东西，他们写了也不是什么东西，也跟没写一样。你再过10年看，等于都没写，你又没多挣钱，(只是)到各种晚会当嘉宾去了。
　　就余秋雨这个名士派头讨厌，太讨厌了，真得骂他一个傻逼。你就是去蒙中学生去吧，也就一个百家讲坛的水平，穷酸气。
　　莫言的没看，莫言农民，他有自己的东西，他接地气，跟你们没关系……莫言最好别学贾平凹，最好别装神弄鬼的。从民间吸取营养可以，别被民间给晃了份儿了。莫言还是明白人，他都比余秋雨强。
　　余秋雨在文学界真的不入流，写点游记，那叫作家吗？一个小说没写过，你配称作家吗？散文作家，青春作家，我觉得余秋雨已经是一个不青春的青春作家了。还来这一套，席慕容他们早搞过了，比你搞得地道多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坏孩子，他们一直骂我，说你丫一个傻逼。我从来没认为我正确过，正确只有一个，大家都穷其一生在错误中寻找，谁正确过，谁也没正确过。我们都在错误中。我们首先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才能校正自己。
　　人无往不在错误中，我什么时候能正确一下就好了，我什么都是错误的。
　　
说　复出——

……等我开了网，你们都到我那里去。我没说过全民写作时代来了，但的确是来了。大家要适应这个新的情况，大家在狂欢这种局面，我觉得秩序会慢慢建立起来的。网络就是大街嘛，众声喧哗，匿名的统统不要上来，匿名等于成了流言蜚语，每人必须文责自负。谁讲的我必须知道谁讲的，凡是匿名的，我认为就不是人。没有实名的人，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冒充人名的歇了吧。
　　税务局都不受理匿名举报呢。你匿名危害他人，对不起。你拿他当东西，他就是东西。你敢侵犯我人身自由吗？敢来，我打死你。你在网上骂，骂你的，那叫言论自由。你有1亿人吗？我不信你丫敢来。
　　我没做博客，鲜花村今年技术交完了，我就上去。我从此不出纸媒书了，这些年我也写了很多东西，我耍的是付费点击这份儿。我可不是免费的，免费看门儿都没有，爱看不看，一元钱一次，而且必须是实名的，你有兴趣就花一毛钱进来看看，这比买书便宜吧。
　　我一本书出书预付四五十万，书商给我开的就是这个价，打去五分之四，十万在网上，每人进来点击1毛钱看我一次，我拿1万块就够了，一天1万块。
　　我没必要出纸书，我让编辑审去吗？政府审我就够了，你还审我，让你们批发商挣钱？街上全都是盗版，你喜欢看纸媒的，我可以印一本书专门当礼物送给你。咱们合影，给你写字，你什么时候不要了，我一倍价格拿回来，你镶钻我都给你，不要中间商赚钱。你要喜欢我的字，我单印给你，放在枕边，只此一本。亲手给你装订，我不嫌烦。
　　出版社跟报社一样的，《看上去很美》给我删掉两万多字呢。校对说你写字不规范，有个关于正确使用汉字的正确用法，你不符合规范用法，我多少新词在里头啊，他全给我调整过来了，我都不认识了，“找不着北”全给改成“不知道北在哪里”了。我不是逃避法律监督，我逃避这些无聊监督。

……流氓是人格缩影，人是环境产物，我在不同年代有不同人格，但我本性是什么，我弄清楚我会写出来。小说不小说无所谓，如果怕吓大伙，我就写成小说，把真的写成假的。大家挺怕认识自己的，大家都喜欢演自己的，演一个人，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

　　现在我已经手握200万字了，陆陆续续往上挂呗，开一视频博客聊天，媒体来交钱。钱我捐给所有女孩子读书看病去。媒体就是商业，你丫别冒充公益，10万元1小时。女孩子我捐助你不是无偿的，你死了要捐器官、角膜，你要回馈。你签同意书我才资助你。
　　你们帮我做点前期宣传。我在家里签100个名儿，装订技术还用工厂干吗？技术已经能让人跟人平等交流了，信息平等。
　　纸媒要消失的，但是有过渡期的，纸媒市场，中国是一个特别寒碜的地方，盗版搞得图书没有什么利润，我的书被盗了多少啊，我要搁在美国，哪还用出来挣钱啊。郭敬明的事情讨厌就讨厌在，知识产权大家不认为这是偷吗？要在美国我早就是亿万富翁了，国家不保护我是受害者啊。我不愿意把这些话讲给你们听了，你们听了不付钱。我们谁都没挣着钱，可以在网上直接沟通，你愿意跟我聊天，我跟你聊天，我们中间除了材料费，就剩情谊了，就是一两块钱，很便宜很便宜，绝对比现在书便宜，而且书会好看。一对一就是朋友的，没有审查。审查就一层，不要层层。你不爱听就砍掉。
　　网上还有广告位。写一个字多少钱啊。我干吗让你印啊，书商以为是多专业的事啊？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转型都让我给碰上了。

展映时间表：

13：00—16：30           18：00    20：00

1月13日 短片集、《橄榄树下的情人》

1月14日《报告》《家庭作业》

1月19日《十》《特写》              短片集   《过客》

1月20日《何处是我朋友家？》《生生长流》

1月21日《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

展厅循环放映新片《基阿鲁斯达米的道路》

地点：中国美院美术馆剧场

明天也就是周五，影片的安排挺满的，我决定去看一下

阿巴斯 · 基阿鲁斯达米中国巡展第二站 —— 杭州

“电影是一个立方体。

我觉得，当人们拍摄立方体的一个面时，

必须想到还有其它的面和其它可能存在的边界。

道理很简单，不应该忘记立方体具有六个面。

现实中的事物是立体的，具有六个面，

尽管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们。“

——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Abbas Kiarostami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电影/摄影/艺术装置/诗歌/出版 综合展

时间：2007.1.11~1.26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l  电影系列展映 

阿巴斯 · 基阿鲁斯达米堪称当今世界影坛少有的大师，他善于从平凡的事件中揭示人类最深的情感。包括戈达尔在内的众多著名电影导演对他都推崇倍至。美国电影导演马丁 ·斯科西斯说： "基阿鲁斯达米代表了电影艺术性的最高水准。 " 他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简约的语言与深刻的观念并存，诗意化地融合纪录电影与剧情电影的表现手法，他常常通过虚构来表现真实，或通过真实来描述虚构。1969 年，伊朗青年发展研究学院邀请 30岁的阿巴斯为卡伦青少年教育学院创建电影系，这成为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这也是 "伊朗电影新浪潮 "公认的开端。从那时一直到 1992年，他在那里拍摄了 22部电影，包括纪录片和剧情片。到 2006年，阿巴斯一共执导了 34部影片，其中一半以上为不足 60分钟的短片和纪录片。曾经赢得世界电影节的各种大奖，包括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等等。 

此次中国巡展将首次展映从阿巴斯第一部短片开始的 20部电影，其中有些电影还被普遍认为不存于世。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将完整而有代表性地展现了阿巴斯历时 30年的创作历程，更加第一手地理解伊朗当代文化和"伊朗电影新浪潮"的由来。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Abbas Kiarostami电影作品观摩：

1.     Bread and Alley 《面包与小巷》1970, 35 mm, 黑白 , 10 mins.

2.     Breaktime《课间休息》1972, 35mm, 黑白 , 14mins

3.     The Traveller《过客》1974, 35mm, 黑白 , 74mins.

4.     Two solutions for one problem 《一个问题两种解决办法》1975, 35mm, 彩色 , 4mins 45.

5.     So can I!  《我也能》1975, 16mm, 彩色 , 4mins.

6.     The Colours《颜色》1976, 16mm, 彩色 , 15mins.

7.     How to make use of leisure time: Painting 《我们如何度过空暇？》1977, 16mm, 彩色, 7mins.

8.     The Report《报告》1977 ， 35mm，彩色，105mins.

9.     Toothache《牙疼》1980, 16mm, 彩色, 23mins.

10.   Orderly or Disorderly《有序或无序》1981, 16 mm, 彩色 , 15mins.

11.   The Chorus《合唱》1982, 35mm, 彩色 , 17mins.

12.   Where is my friend's home? 《何处是我朋友家》1987, 35mm, 彩色 , 87mins.

13.   Homework《家庭作业》1989, 16mm, 彩色 , 86mins.

14.   Close-Up《特写》    1990, 35mm, 彩色 , 90mins.

15.   And Life Goes On《生生长流》1992, 35mm, 彩色 , 91mins.

16.   Under the Olive Trees《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 35mm, 彩色 , 103mins.

17.   The Taste of Cherry《樱桃的滋味》1997, 35mm, 彩色 , 99mins.

18.   The Wind Will Carry us《随风而逝》1999, 35mm, 彩色 , 118mins.

19.   Ten《十》2002, DV, 彩色， 91mins.

20.   Roads of Kiarostami《基阿鲁斯达米的道路》  2006, DV, 黑白， 32mins.

HZAD：（中国）美院每年都在为广告界输送人才。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美院出来的学生真正能做出来的人不多。反而是……

卢涛：（中国）美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资源，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文化碉堡。如果固守一个东西，反而遏止了其他东西的发展。

陈飞波：我们有些客户会把我们的设计拿给美院所谓的专家评定，但那些专家看问题是不市场的，根本没有深入了解市场。很有些企业迷信这种权威，官方的。中国设计学术是不科学的。不正常。

卢涛：那些专家自以为给企业做过东西了就是市场了……中国没有设计学术。

HZAD：我们国家是培养中庸的人才，不鼓励个性。

陈飞波：老外毕业就可以工作，这跟教育有关，确实是不一样的。

卢涛：说起来，我也是误打误撞学设计的。当年在北京学了2年外贸英语后，想再学一样其他东西。听说当时美院有个短期班，一开始我对室内感兴趣，后来报了“装潢”发现原来是学设计！而且还花了两年时间！

……工作后这些年我看到很多本科四年来应聘的，他们有共同一点，一开始都是带有一种绘画情结；但他们明显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中：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好的画家，而一门心思做设计又有点不甘心。

视觉传达这个专业在美院是属于非主流的。纯艺术的国画，油画才是主流的。视觉传达系里的老师本来都不是冲着这个专业而来，都是往绘画那边靠、要做艺术的。想想，纯艺术对商业理解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相当一部分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80年代的、二手的（国外六七十年代）东西，到现在已经很落伍了。

还有一种他们所谓的“学院派”。比如，他们都很喜欢法国波兰德国的海报，学校里最多的就是这个。老师就最关心这个，所以看优秀学生也是看他拿了多少海报奖。

陈飞波： 设计师很多不是科班出身的，反而做的比较好、比较放松些。老一辈已经太闭塞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教育方式是扭曲的，没有为国家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

HZAD：这两年纯艺术转行做设计的人挺多的。

卢涛：那是因为有些人纯艺术混不下去了，广告设计来钱门槛也不高，风气就被这样带坏了，当然设计行业自身也没做好。

陈飞波：但纯艺术太难了，能走出来人有几个，很多人要先想着活下去。设计有时候可能变成了一个纯技术活，画画很难，有点象手工艺。

HZAD：在学校里，老师是不是鼓励创造性的。听闻这几年无锡轻工很好。现在的江南大学，很多学生毕业后就直接进4A。

陈飞波：他们的教育模式比较新，比较合理。跟地方有关系，林家阳还是带来很多东西。

卢涛：林家阳是那时的院长，他把国外的教育体系移植过来了，而且跟国外互动性很强。在无锡当院长，发言权很大。后来内部问题，去了上海同济大学。他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家，在设计教育上是真正深入理解并自成体系的。国内以前都是照搬二手经验、三大构成，都是按教学大纲来的。

陈飞波：什么黄金比例，那些都没什么用。

卢涛：以前美院视传系的老师，业余时间最关心的是画画，出本画册才是最名正言顺的事。而且，那个时候所谓的基本功，是花很长时间去写标准美术字，全手工的。现在电脑直接一打就出来了，根本就不成为问题。时代更替让以前的“专业技能”一下子荡然无存。

陈飞波：美院很多学生一到社会上，水土不服。大部分人经验都是从工作中来的。

卢涛：中国美院传统优势太强大了，反而遏制了很多发展。对美院来说，近100年前革新带来的优势，到最近这几十年已经差不多了。如果要站到一个新高度，似乎只有往新媒体和当代艺术上走。因为传统的东西已经被前人做尽了。

陈飞波：新媒体做的东西比较窄。

卢涛：我们对新媒体认识有误区。在国外，艺术院校除了影视拍摄还同时培养后期特效、剪辑、制作或美术指导这样的人，都是非常专业的。在我们这边美院好像只培养前卫艺术家。

HZAD：新媒体如果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以后学生就业怎么办？

陈飞波：最好留校，读研究生。后来，这个人才就差不多了。毁掉了。

HZAD：那又是毁了下一代的年轻人，一代毁一代。

陈飞波：国外很多教授是有工作经验的，他会比较合理的去教育。

卢涛：美院的毕业生至少可以去一般院校当当老师。所以我们院校，学术的不学术，实践的不实践，全都混在一起。再看日本，研究文化的、字体的……都有非常学术的，而且能把学术运用到实践中去。我们瞎起哄，流行什么就冲上去，抢一把是一把。这是一个大环境问题。

陈飞波：看似发烧的假行为。目前环境正在好起来。现在信息那么发展，机会是很多，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卢涛：机会是存在的。就看你东西做好坏。做得好，不存在没有机会的问题。不像以前，论资排辈才厉害。你说现在一天到晚如果还在郁闷、怀才不遇就太无聊了。

陈飞波：人家能做到，你做不到，肯定是你的问题。现在很多客户还是愿意出钱的。为什么愿意给陈幼坚那么多钱？还是有这样的客户的。他们是很专业。

卢涛：据说是的，上次陈幼坚去养生堂提案，自己提了好几个箱子，一打开抖搂出三四十个产品包装。看着气势都不一样，这其实是一种态度。

陈飞波：他们专业程度是比较高。就象日本，每个人都有生命段，但七八十岁了，依然很有创造力。而且，他们获奖的可全是大师作品。必须要有不一样的东西。

卢涛：他们生存真的很困难，现在的中国很好混。你看日本ABC年鉴一年出一本，每年的新人赏大约就三四个人，但要从好几千个设计师会员中冒出，这有多难？象我们到日本去，早就蒸发掉了。

前些日子中国广告网杭州站（hz.cnad.com）要做一个和陈飞波的访谈，由我引路带着CNAD杭州特派员亮晶晶同学登门拜访bob chen studio，然后三人在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受捧热茶絮絮叨叨。其间，bob的老婆给我们加了两次热水，我上了两会厕所报之以礼。还好是两男一女一起来，没有亮晶晶的话不然会很干的。

等看到对话的文本后，发现我们两个人有点像愤青一样有很多不满，而且不少论调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虽然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但多少道出了现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建设性的行为，任何坐而论道都是老年大学的专利。 

前不久陈飞波去了北京一趟，和MEWE有交流，然后说我的形态蛮接近广昱、刘治治他们。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光通过我博客上发布的这些文化海报做判断，好像我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哪里知道我平日里是把大量精力消耗在商业客户上面，接下去在内容发布上我要“拨乱反正”，不然会赶走大多数的。像MEWE目前发展到“唯文化不做”的现状我说其实是另一种变态，他们在针对“很商业”的客户时同样在做很烂的东西。 

我觉得，是不存在“商业”与“艺术”的严格划定的，只有针对目标人群进行有效传播才算好的。拿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杭州房地产广告来讲，这种看上去的商业化模式其实是最不具备商业性的，因为它并不承载销售功能，更多体现的是广告从业人员自恋似的技能大比武。对于客户来讲，这种自恋太不道德了。不存在“商业的是坏的”这种说法，只存在坏的商业，而且又都是我们自己干的；同理，我们经常以所谓的（当代）艺术来掩饰自己，似乎“艺术”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就像我的博客上的那些经常打着这样的旗号草菅人命。关键是看你能不能面对现实，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客户的需求，只有客户的利益才是首要的，这也是我和飞波都能认同的基本点。当然在低端市场的话你的确要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和包容心。

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至少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就看你叫得够不够响亮；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你很容易被淹没在众人一辞之中。 

更多相关内容请看CNAD“杭州视觉特辑”: http://hz.cnad.com/content.php?cat_id=128&col_id=2780

 “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

——赫德逊河畔访夏志清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颇具争议，后来夏志清作了修正：“我对《狂人日记》确实评价过低，《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中的讽刺和艺术技巧，是和作者对主题的精心阐明紧密结合的，大半是运用意象派和象征派的手法。”
　　　　
　　夏志清的寓所在曼哈顿百老汇大街附近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距离他曾经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一箭之地。
　　老式电梯一直通向五楼。这是一套书籍拥塞的公寓，从过道开始，室内的每一个墙面都被放满了书的书架所占据，书房里的两张书桌上报刊书籍更是堆积如山。桌上的不少出版物是国内寄去的，“我这里有《书城》，上面有我的文章。”夏志清随手拿起一本杂志这样说道。
　　客厅的长桌上放满了药瓶，里面有各种维生素。这些大大小小的药瓶仿佛无声地说明主人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
　　夏志清1921年生人，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著作与正统的文学史观有着较大的差异，对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kk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高度的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被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有评论称，《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小说批评的拓荒巨著，不亚于一次文学的革命。从这本书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进入西方高等院校。
　　在采访之前，夏志清有着特别的要求，希望会上海话的记者采访。交谈自然用上海话进行，夏志清间或用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回答。
　　夏志清说的是旧式上海话，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提醒记者：“你又说‘老好’了，你们这样说不对。我们都说，邪气好！‘邪气’这样的词多形象！”夏志清加重语气说的“邪气好”在上海话中意为“很好”，在年轻一辈的上海人中已经很少听到了。
　　夏志清是性情中人，说到激动处，声音会突然高昂上去。早就听说夏志清说话的风格如连珠炮一般。他仿佛永远充满了好奇，问题一个接一个：“哎哟！你的个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国人高，现在中国人也这样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头发这么长多久了？现在允许的吗？”
　　1983年，夏志清曾应钱锺书之邀，回过北京和上海，以后再也没有回过中国。怀旧的夏志清，记忆中的上海仍然是半个世纪前的上海。问起老上海，如数家珍：“南京大戏院还有吗？”“国泰、大光明、大华、美琪大戏院还在吗？”
　　1969年，夏志清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之后，夏志清专事回忆录写作，整理过去发表的文章，准备结集出版。他和张爱玲的通信正在台湾《联合文学》连载，还有两期就连载完了。
　　夏志清的著作近年相继在国内出版，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英文版问世40年后于2005年终于在中国内地出了中译简体字增删版，此外，尚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岁除的哀伤》等多种。
　　尽管夏志清是以对现代小说的研究扬名立万，但是他现在已经很少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美国的当代小说看得也少，平时只是看看书评。
　　采访结束时，记者询问可否摄影。夏志清爽快地说：你早就可以拍了。看到记者取出的数码相机，大为惊奇：这个相机要多少钱？这么贵！要小心，纽约会有人抢的。当他从显示屏上看到拍摄效果，问道：不用闪光灯吗？还可以拍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起！连忙招呼夫人来看。
　　夏志清特地在书架前手捧其兄夏济安的著作《夏济安日记》留影。“夏济安死了以后，我给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没有少。不像张爱玲把我的信丢了一大半。他的日记生意好得一塌糊涂，9个月的日记写的是他如何爱女学生的事情。鲁迅、郁达夫的日记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济安日记》重版以后，销路很好。大陆也出过了，你去买两本。帮我捧捧场。”
　　
“张爱玲在前三四名”
　　记者：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您现在对当年写的作家评价有改动吗？
　　夏志清：没有改变。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
　　记者：您对张爱玲的评价也没有变化？
　　夏志清：没有变化。
　　记者：张爱玲离开大陆以后写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吗？她晚年的作品质量和她年轻的时候还是一样吗？
　　夏志清：孤僻了，人变了，不开心。开心的话，你文章写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她不写了，要写的话，纽约有中国人，和上海、香港一样好玩，主要是attitude(态度)。我们是见过面的。我请她吃饭，她不来。
　　记者：除了她的境遇和心情不好之外，是不是跟她的创造能力衰退也有关系？
　　夏志清：跟attitude(态度)有关系，关键是不动，动的话是用不完的。一个人在于人生的兴趣，本来一个人看看世界，很舒服的事情。她一方面身体不好，没有钱，靠稿费，靠版税，而且她不肯写，名气太大了——我的身价不同。普通的人写一篇小文章没有关系的嘛，有的人名气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些文章用不着我写的。
　　她后来到美国，就把她的老东西再弄起来。外国确实陌生的，她其实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闲一点的工作，做设计师她也可以的。这个事情她真的喜欢做的，那时美国还没有很流行中国人做的衣服，做起来不得了。她没什么朋友，她只感激胡适，别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这样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
　　记者：现在给鲁迅、茅盾、老舍、张爱玲排一下座次的话，您觉得谁最好？
　　夏志清：还是这样的，张爱玲在前三四名。张爱玲到了后期，身体不好，不行了。鲁迅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兄弟两个人，他弟弟的学问比他好。说起来最可怜，他是洋文没有学好。鲁迅开头懂点德文，因为念医学。后面忘记了，英文也没有学好。周作人日文好，两个人日文都好，周作人比他更好，能够翻译古日文。周作人、郁达夫人日文好，英文也好，还懂一点德文。郭沫若也懂一点德文，郭沫若就是英文不够好。
　　记者：因为您身在海外，对左派作家都比较反感，这是不是一种逆反心理？
　　夏志清：没有，我觉得鲁迅很好，茅盾也很好。他不好，我不会讲他这么高嘛。
　　记者：您对他们的评价和正统的评价总是有很大的出入。
　　夏志清：我是冤枉的。我把张天翼说得好的，他就是共产党作家，吴祖缃也是好的作家。有两个人的才还是很高的，我不说失败，只是失望。一个是茅盾，开头很好，讲茅盾《虹》写得好，是我第一个讲的。他就是早期好，后来就太乖了。《虹》以后，写到《子夜》，真正不好，因为他完全就是根据Party(党派)的意思去写的。老舍这个人是英美派，个人主义。老舍没有写过英文信和小说，不像张爱玲写过英文小说。他的中文很好，尤其是北京土话。《骆驼祥子》讲的是个人主义的失败，同情社会主义。老舍早期好，《四世同堂》(前半部分——编者注)好得不得了，书的后面就不好了，完全是瞎编。后来，他和郭沫若两个人都发疯了，瞎写，写了20个剧本，怎么写出来的？
　　Party(党派)这种最讨厌，Party(党派)还是有的。张爱玲的朋友都是假朋友。傅雷的学问是西洋文学翻译，他自己不会去碰张爱玲的。但是张爱玲在1943、1944年实在太红了，左派派人让他用笔名写一篇文章来骂她。他欢喜翻译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作品讲女性坏的很多的，他发现《金锁记》实在是好，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的。我们写文章，会这样说，早期作品不好，到了《金锁记》好。他倒过来，《金锁记》最好，《倾城之恋》差一点，最后发现《连环套》一塌糊涂。完全是听从上面的，这种最讨厌。
　　学问方面讲起来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见，要有智商，不要跟着人家走。所以你要学我的话就要这样。
　　记者：学是学不像的，学就是听别人的。
　　夏志清：好坏自己决定。

从此江湖风声再起

我的那个硬盘

中的那个区，

终于

崩溃了

在一瞬间，就没了

整整50个G呀！

像传染病似的

崩溃

过去几年的资料

一切都灰飞

烟灭了，

两天修复的结果只是

化作无数个陌生的

数据包，

隐藏着数不清多少的破碎

文件

以致于我都不想再看到那个

硬盘

以致于我麻木地没有

话讲

不要埋怨我的

冷漠

因为太郁闷了

或许注定让我和

过去

有个决裂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重新向前

这个老头不剪单！

回转到我们今天的主角老汉黄春益，他今年已经95岁了。都筑问生于民国元年的黄老汉长寿秘诀是什么，黄老汉笑眯眯地回答“每天都看美女，至今仍然耳聪目明”，然后顾自个儿又去剪花花姑娘去了。

老汉早年务农几十载，还开了家小饭店。1968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终于走出国门，到日本帮女儿打理一家中餐馆。其间，在那些印有美女图案的精致月历、海报与杂志的艺术熏陶下，黄老汉觉得他终于寻找到了他的人生意义——成为一名艺术家！后来借着“退养”之机，黄老汉毅然回到了祖国宝岛，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生涯，他搞的是人体拼贴艺术！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属于很前卫的，另外一个叫安迪沃霍尔的哥们刚开始搞了也没多久。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漂亮美眉照片，依尺寸大小分类，然后贴在过期的杂志内页，还搭配插图，每天剪贴兴趣不减，一直到现在。经过黄老汉手下的佳丽少说也有十万，从早年的偶像艺人方季惟到曾经火红的张惠妹再到现在劲暴的林志玲统统一网打尽，还少不了洋妞卡麦隆狄亚兹及克鲁兹等等，只要流行谁黄老汉就喜欢谁，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林志玲，他“每天都看林志玲照片，这是我的长寿秘诀，耶——”！

黄老汉很敬业的，常忙到晚上11时才剪完当天所有照片。整个桃园县大溪镇的乡亲们都知道黄老汉的这个喜好，所以大家纷纷把家里的漂亮美眉献出来给老汉剪，剪都剪不完；若遇上金钟、金曲奖等颁奖典礼，照片特多时，甚至忙到凌晨2时才收工。现在的黄老汉靠剪贴得以名声致富，我看他的水准和我另外一个偶像大竹君也差不了多少。

从《万古江河》谈起——汉声杂志的装帧艺术

文 / 林文琪

(本文作者为诚品书店企画处经理)

你曾注意过一本书的序文及目录编排，巧妙地按照内容的主旨，隐喻黄河、长江河域的弯曲蜿蜒，参差优美地展开吗？从展卷阅读的一开篇，即可窥见汉声杂志的细腻与大胆，说明了其游刃有余驾驭载体的专业与从容。

为了区隔旗下的杂志与书系，汉声出版者分为英文汉声出版公司及汉声杂志社两个单位。二OO六年，英文汉声出版的《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开展与转折》，引起书市的注目与惊叹。这是历史学者许倬云教授酝酿十多年方才写就的力作，内容以说故事般的生动文笔，从旧石器时代中国疆域的地理水文启始，以庶民经济活动为基础，循序申论时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擘画中国、东亚欧以至台湾历史的牵动转折，呈现近年来最精辟的历史探索；尤其是本书以新全球化观点，逐次检视从古至今的文化版块挪移，辨证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是一本充满现代性的「活的历史」代表作。而汉声的设计及装帧，突显了本书立论的内涵及精神，让这本书更加具备质感及特色。

封面选用清代「黄河图」局部，对应序文及目录的编排，娓娓铺展出一部中国文化史的沉着气势，内文搭配63幅说明图表，虽然对熟悉汉声杂志的读者只是小露身手而已，却展现了书籍设计的节制与专业：由于《万古江河》是一本文字书，精准的配图，只用来低调地辅助内文提及的地理、版图、族群、势力的分布，恰如其分。全书页数虽厚达457页，善选用纸的汉声，以高雅轻质的纸材，让整本书的形式衬托著作者通透的史观及学养，承载雄辩历史却又轻盈好读。

汉声杂志可说是两岸三地杂志及书籍设计的开路先锋，一九七一年创立之初的原始雏型《ECHO》，是一份以英文介绍台湾的杂志，集结了当时一群才华洋溢的年轻人，以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的热情及理想向世界发声。一九七八年创刊《汉声杂志》，开始以主题式的专题研究及报导，承接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由于志在精采、不拘形式，逐渐全盘打破了杂志应该统一封面及版型风格的规则，每一期依据当期主题特性设计，尺寸、大小、用纸、册数全部可变、不循定则，出刊周期也不固定，因内容所需的实地田野调查及观察期程调整。

由于每一期都抱持比做书还严谨的编辑、考察及设计的精神，汉声杂志持续地创新专题内涵及视觉设计，不断打开书籍制作的可能与视野，三十多年的持续开创成果，不但让期期汉声杂志历久弥新，比一般书籍更具收藏价值，对整体书市的影响，更从台湾、东亚，发酵到现今蓬勃峥嵘的大陆各地出版风貌。总体来说，汉声杂志的影响力，至少可归纳为

（一）专题开发的原创及完整性

（二）内容制作的考察方法及实地田野

（三）报导文字、排版、图像图表制作、摄影的专业水平

（四）装帧、印刷的工艺讲究及创发精神。

汉声杂志脍炙人口的专题制作，至今仍然是出版界的楷模标竿。其中一大重点是传统聚落及建筑研究，如《福建圆楼》、《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诸葛村乡土建筑》、《抢救龙潭圣迹亭》、《关簏村乡土建筑》、《古镇碛口》……等，藉由与民间学者及学校研究计划合作，以专业编辑团队的整体投入，将聚落建筑的研究、考察及测绘成果整理成书。以《诸葛村乡土建筑》为例，计划由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主持，于1992年深入浙江兰溪县一年，考察诸葛亮后人于元代建村、延续至明、清、当代，未遭大幅破坏的聚落建筑与生活形式，除了详实、架构清楚的宗祠制度、生活礼俗、经济活动、建筑美学及形式研究之外，设计编排上采用古代线装书的现代胶装改良技术，将部分书页折回装订，搭配单页装订，藉以分类全书内容的重点及结构，配合大量的实景照片及细部测绘图解，完整呈现这一区传承超过五百年的中国木作建筑群的延革及演变，纪录、保存了极其珍贵的中国民?

汉声杂志特别关注的民间艺术的发扬，认为「相对于传统文人的高雅、淡泊，民间艺术显得五彩缤纷，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如《大过新年》系列、《剪花娘子库淑兰》、《美哉汉字》、《曹雪芹 燕风筝谱及 燕风筝考工志》、《杨柳青年画》、《蜡染》……等，以深入乡土、独具慧眼的开创力，走访陜北土窑、云贵边疆……，发掘民间生活中最具艺术性的表现。杂志编辑群更将民间艺术的采集，转化为当代书籍装帧艺术的文艺复兴，让每一本专题都展现工艺品般的用心及创新，如《剪花娘子库淑兰》选取色纸来印刷内页，展现饱和又鲜明的设计感；《蜡染》将原本用在染布上的蜡染技术转用在书籍设计上，将蜡版图形按原尺寸脱蜡转印在封面的牛皮纸上，内页更不惜成本，一台一台扎形裁切，在制书的步骤中体现了蜡染的工艺过程。

三十多年积累的实力与成就，让汉声杂志不断受到肯定及国际性的注视，最近刚刚获得《时代杂志》（Time）「The Best of Asia」专题（Vol.137，2006.5.22出刊）评选为「行家的出版品」（Best Esoteric Publication），评选文章中指出《汉声》三十多年来秉持保留即将失传的中国民间文化之使命，以主题式的调查研究与报导，建立了传续未来的中国文化基因库。二OO六年六月，中国大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评选「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首度将焦点对准长期站在民间文化第一线的工作者，汉声发行人黄永松亦是五位获奖人之一。

放眼两岸三地的书籍出版，可以说，书籍装帧艺术的这条路，汉声是不断发现新风景的开垦者，一期一期的汉声杂志，诉说着历久弥新的饱满热情及耀眼成就。当你翻阅内涵丰实的每一期专题，欣赏它的版型呈现、视觉美感、图文制作，以至于套装盒型每一期的设计巧思、体贴的轻质选纸，你一定再次赞叹其整体之美。汉声杂志示范了文化人的不断进取与开创，一如其致力保存的珍贵民间传统及工艺，本身就是光耀传世的文化艺术品。

转眼蜜月归来两个半月了，发现当时拍了好些照片都没理出来，真有点懒。

这里先补些长崎的景物，我一般会关注一些“形”，

您慢慢看吧，我慢慢再整理

汉声杂志大陆版新出两种：《戏出年画》和《中国女红》，铁驴书店老杨的一个消息过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杀过去了。台湾汉声自从和北大出版社合作后就步上正规，开始有计划地出书了，这对内地的“汉迷”来讲真是福音啦。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第一辑）已经在生产线上了。其中的这本《戏出年画》不容错过，作者王树村是中国民间年画的守护者 ，1923年生于著名的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从小热爱年画，搜集当时不受看重的各地年画，历时六十余年不改其志。“文革”时期冒死维护万余张年画收藏，至今成为硕果仅存的文化国宝。

“王树村先生毕生致力于收藏、研究中国年画，倾其一生，历经坎坷和劫难，终于拯救了一些异彩纷呈的珍贵年画，我们也才得以一睹这些文化国宝的鲜活面容。于是，昔日戏曲舞台上那些多姿的人物再次粉墨登场，踩着穿越时空的鼓点，向新世纪的看官们述说着苦乐悲喜、善恶美丑，上演着敌我纷争、爱恨情仇。

为了将这些硕果仅存、几成孤本的“文化国宝”的美感和内涵传达给现代观众，也为了赋予传统年画新的形式和风采，本书将来自不同地区的每幅年画都分解成三部分——“说戏”（介绍年画所表现的戏曲曲目剧情概要）、“说图”（解说年画所表现的情节和角色的特色）、“细部欣赏”（深入年画之所以动人的精髓所在），让读者在欣赏美妙的年画艺术的同时，产生有如观看一出新戏上演的快乐。 ”

《戏出年画》 前 言
 守护国宝的王树村

“不只年画使我们吃惊，王树村这个人、他搜集年画的狂热和冒死维护年画的精神，更加令我们吃惊。王树村，正是生长在生产著名年画的天津杨柳青。他爱年画，从小搜集当时并不为人看重的年画。数十年的收藏量是惊人的——包括许多珍贵的清代木雕原版和千百张来自中国各地的年画。收藏民艺，本属私人癖好，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竟会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罪状。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展开，在所向披靡的“除四旧”口号下，多少优秀的传统艺术被捣毁、焚烧。至于收藏家，当然是要批垮、斗臭的对象。正是这位文质彬彬、说话细缓的王树村，赶紧打点历年珍藏，总量有二十多箱之巨，冒着被人揭发的危险，恳求一位司机助他连夜运出北京城，到了乡间。这么多的东西能往哪里放呢？他往土里埋，农舍废物角落里堆，草寮里藏……回到城里，他还表演式地当众焚烧了一批年画及民艺作品，以表示自己跟随革命、“除四旧”的决心——这批东西，大多是他收藏品中较不重要的次品。在漫长的十年“文革”中，王树村这大胆至极的作为，只要稍微走漏风声，显出蛛丝马迹，都是个人难以承担的大罪。这行为已远超过一个民艺爱好者的行径，而十年中王树村的沉着和忍耐更是了不起。苦难的岁月过去了，地下掩埋的收藏重新掘起。再看看，古老的雕版、艳丽如昔的年画，多数都已成为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国宝。这些国宝，可以说是王树村拼了命维护下来的。”

真的是大手笔，建议每天睡前看一出纸上戏剧，既能看故事，又能赏画，还可以催眠……

接下来就开始攒钱吧：

附：汉声民间文化新书研讨会在三联书店举行

12月29日上午10：00，北大出版社和台湾汉声公司在三联韬奋书店二楼的多功能厅举行了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讲座——中华遗产重绽华彩。风筝专家、曹雪芹扎燕风筝研究专家费保龄、孔祥泽，民间文化研究专家和保护者、著名书籍设计家、《汉声》杂志总策划兼美术指导黄永松专家学者，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北大出版社文史哲编辑室主任张凤珠和众多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编辑、读者一起探讨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保护和传承，推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丛书。

中华民族的民间美术、手工艺、音乐、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年的文化精粹，是民间传统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华夏儿女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承载着悠悠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情感。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的心血的文化遗产，却日益受到损害、破坏和流失，有的甚至濒临灭绝。拯救和保护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为了让这些积淀着几千年民族文化精华的国宝得以留存，黄永松先生终其一生都在拯救和保护这些民间国宝。也是基于此，继承了北大人文精神，以出版学术精品、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北大出版社与费保龄、孔祥泽、黄永松和同样致力于保护民间文化的汉声人走到了一起，共同出版了“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这套丛书，为传承这些中华遗产而呼吁、呐喊。

“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第一辑）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民间美术和工艺为主，包括《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戏出年画》、《夹缬》、《蜡染》、《蓝印花布》、《剪花娘子库淑兰》、《杨柳青年画》、《虎文化》、《美哉汉字》十本书。每本书不只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更详细记录了工艺制作过程，探讨民间工艺所代表的生活哲学与生活文化。

为了将这些文化国宝和传统工艺以最美丽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丛书邀请最权威的民间工艺研究专家参与主编，几易其稿，从文字定稿到版式设计，每本书都经历了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编辑整理和设计历程，如此，才得以使这些有着悠悠几千年中国文化底蕴的图书极为精美，充满时代气息，具有珍藏的价值。

而为了寻找呈现这些文化珍宝的最佳的物质载体和印刷工艺，北大出版社和汉声编辑也是费尽周折，多番比较考量，才最终付诸印刷。至今，丛书已经出版了《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戏出年画》、《夹缬》，受到民间文化研究专家的高度肯定和业界的好评，也受到广泛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读者的喜爱。

曹雪芹的《红楼梦》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自创扎燕风筝，写出介绍风筝技术的书《南鹞北鸢考工志》。风筝专家孔祥泽和善丹青的费保龄，经过二十多年的考证与琢磨，根据抄摹流传的原书歌诀和内容，完成73幅美丽的扎燕风筝图谱，堪称艺术珍品。《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一书既重现了曹雪芹手中有性情的风筝家族，也收录了众多红学家和风筝专家对曹雪芹独特的风筝艺术的探讨。此书一经推出，便荣获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更让人惊喜的是，2006年，曹雪芹的风筝艺术也正式列入了北京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戏出年画”是指那些表现了戏曲舞台上某个精彩瞬间的年画，也是最有学问的年画。在过去的千百年中，这些绚烂缤纷的戏出年画曾点缀了豪门贵族的深宅大院，也装饰了平常百姓的寒窑陋舍。如今，这些五彩的艺术珍宝大多已版毁画轶。《戏出年画》集结了“民间年画的守护神”王树村老先生年画收藏的精华部分，是王老先生倾其一生，历经坎坷和劫难，拯救出的珍贵收藏。如今，这些年画的刻版早已湮没不存，这些年画也历经沧桑，成为孤本绝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以一首《游子吟》而流传千古，也吟出了母亲的伟大和儿女们对母亲不尽的歉疚。《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正是从对默默推动了辉煌的华夏文明的女红——妇女所做的手艺以及成品的论述入手，在总结作者群多年的民俗田野调查经验的基础上，把至今犹存、宛如“活化石”般的各项女红技艺以及生活原貌加以呈现，同时洋溢着慈母的温暖醇厚的感情。

“夹缬”是以雕花夹版在织物上印花染色的工艺，盛行于唐代，近代以来已失传成谜。《夹缬》以1997年汉声编辑至浙江苍南县八岱村寻访夹缬作坊，采访老师傅的历程为主线，抽丝剥茧探索雕花古版的明渠暗沟，逐步复原一千多年前夹缬印花的全过程，揭开夹缬印染之谜。

明年，北大出版社将陆续推出“中华遗产•汉声民间文化”（第一辑）的其他几本，以书籍的方式留存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丽身影，为中华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一位出版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让历久弥新的民间美术和工艺重绽华彩，既是政府部门工作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属于每一位中国人，需要大家一起来保护和张扬。

Text：谭燕

整体而言我们在精神层面上都是被阉割掉的，不仅作家 其实大家都没有“传统”可言

当代中国作家缺乏传统 

顾彬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 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轻易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中国大陆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纸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它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岛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它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今天的《南周》上面：

候耀文：“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你，中国的相声阵容最强、水准最高的就是我们了。马季生前对他的徒弟们说，看见铁路文工团的人，不要跟他们硬碰，躲着走。如果你们要是打算跟铁路文工团打仗的话，只有我带着你们去，咱们才有可能跟人家打平手。他的那些徒弟们见我就说，我师傅说看见铁路的人躲着走。结果还没打起来，我的这个师哥就走了。”

看看人家铁路的多牛，怪不得郭德刚要投靠他们了。

前头记者问：一直有消息说侯家和马家不和，症结在于“文革”中，马季打过你父亲。有人出了一本书叫《毛主席听我说相声》，在前言部分讲到了这件事，后来，侯先生给删去了。确实吗？

侯耀文：不要听底下瞎说八道。一直到我父亲死，马季都是他在相声专业上最喜欢的人。

好像前后有点不搭调，吼吼。算一算姓马的和姓候的冲不冲，好歹老马一死泯恩仇呀。

看来前天晚上看到的铁路那一帮真的很牛鼻的，以后走路要躲着走。

还有小郭,说你呐，你被点名批评了，不准做胖猪！